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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书画作品都有其特有的时代风格,这是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习俗以及物质条件紧密相关的.比如说,山水画在一开始时是不讲究比例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特征。因此,早期的山水画多摄取全形,而等到后来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在画幅中时,取景才开始向局部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历来为文人雅士所喜爱的古玩、字画等藏品,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我国各地古玩文物交易也日趋红火。古玩又称古董,其内容包罗万象,五花八门,陶瓷、奇石、玉器、铜器、书画、票据、老旧家具、今古钱币、竹木根雕、古旧书籍、日用物品……总而言之,凡今天以前的东西,只要你觉得有意思收而藏之的,似乎都叫古玩,没有一个特别的定义。茶余饭后,闲暇时节,或自一人,或邀上三两知己好友,细细把玩品评,便可使人恍然间仿佛穿越了时空,遨游于岁月长河中。
秦汉人文尤进,名产亦多,铜玉各器仍能延续三代之遗韵向前迈进。故秦汉铜玉尚可与三代并称。至新兴文艺为数亦伙,特著者为文字上之开发。秦蒙恬之造笔,汉蔡伦之制纸,均为人文之大发明,虽今日原物无存,之所有确为原物之演递而来。至秦砖汉瓦,妇孺知宝;碑碣摩崖,士林同珍。盖数千年文字之变易,此为准绳。晋人书法为万世;南北朝之造像为后代艺术之胎原;唐代绘画之成功,砚石之开采,均为中国文艺史中之光荣事件。五代之季,虽兵荒马乱,然文艺仍能保持相当之进曰展。柴世宗高火度瓷器之成功,南唐李升元间拓帖之创制,均为人类之奇功,任何变易所不弁。能泯灭者。降及炎宋,国势虽极度不振,然各种文艺竟能极度发达,为中国文物之成功时期。如瓷器,玉器,铜器,漆器,书法,绘书,造纸,印书,无不尽善尽美,迄于大成。
单一幅可摆与桌上者为镜屏,用框镶座,立于八仙桌上,是传统装饰之一。至于屏风,有单幅或摺幅,可配字画,坐立地屏风之用。屏风,古时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所谓“屏其风也”。引作为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屏风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它与古典家具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成为家居装饰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宁静之美。
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字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究粗细、疾缓、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古人总结出了十八描的线条运用法。用墨讲究勾、皴、点、染互用,干、湿、浓、淡、黑合理调配。中国字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浓处精彩而不滞,淡处灵秀而不晦,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又有浓和次浓,淡又有稍淡和更淡,有灵活用笔的特色。如当代画家李苦禅画的墨荷,水墨淋漓,洒脱奔放。朱宣咸的红梅极其热烈、奔放、老辣、包容与大气磅礴的艺术风貌。中国字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 书画同源” 之说。但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作中国字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立的审美价值。
《晚风》创作完之后,刘大为认真地介绍说:“表现邓小平同志的作品《晚风》是为70周年全国美展创作的。为创作我曾经两次找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林征求意见。当时我曾设想过几种方案,例如:画战争年代太行山时期穿军装的邓小平,当年的环境和服装都很入画,但又考虑到表现那个时期的小平同志不能完全刻画出他不朽的功勋和总工程师的伟大形象。在与邓林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小平同志在操劳一天后吃饭总是到院子里散步休息,我就问了院子里的环境,邓林说:‘有几棵很漂亮的大树,有几把藤椅,累了后总坐下来看看报纸,喝点茶。’这一描述,使我马上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构思。后来我又觉得用工笔来创作更深刻更精到,坏境的处理更写实且又富于装饰味,用大树、藤椅等道具来衬托能更好地小平同志的形象。在创作上又吸收了古典油画、素描的手法,克服了传统中国画较“平”的不足,使形象更加丰满、深刻。这也是工笔人物画技法的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因为工笔国画创作形象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课题。所以这幅画在内容和技法也算是进行了新的尝试。作品面世后,得到了和各界的好评,获得了大奖而且得了个关山月创作奖,这也是艺术界给我的殊荣。”